著　　作

　　现在是什么时刻？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？教会应如何回应？

　　对我们福音派信徒而言，分析研究历史的进展，分辨目前的历史时刻，素来不是我们属灵传统的一部分。除了认清主必快来，我们必须脱离世界，努力传福音，分别为圣，追求圣洁，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：属灵的管属灵，属世的管属世，两者毫无相关。近年来有了转变。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：天灾人祸，回教的复苏，家庭与道德的崩溃，同性恋群体的政治力量，新纪元运动与异教的兴旺，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，上帝的话在教会与讲坛闹饥荒，教会里市场学大行其道，世俗心理学取代《圣经》辅导，上帝的儿女们饥饿，令人担忧，我们不得不问：我们究竟处於什么时刻？而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和教会的事工模式，也不知不觉的越来越属世。教会在世界里，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会里。事实如何？

　　我们拒绝世俗文化，事实上却被世俗文化侵蚀。我们像在锅子里的青蛙，水烧的越来越热，却不知自己将快被烧死。

现在是什么时刻？

　　后现代时期

　　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，我们已处於后现代时期 （postmodernity）。「后现代」有别与「现代」，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，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。「现代性」（modernity） 是什么？现代文化自十六世纪文艺复兴 （the Renaissance）开始，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，拒绝服从权威（特别是宗教的权威），相信科学（严格说是迷信科学），相信理性。十七、十八世纪理性主义 （rationalism） 和经验主义（empiricism），是启蒙运动 （Enlightenment） 的代表，是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徵，代表人物是笛卡儿 （Descartes）、史宾诺沙 （Spinoza）、洛克 （Locke）、休谟 （Hume） 等。到1790年代，康德 （Immanuel Kant） 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，彻底拒绝权威，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「真理界」，却限制理性与科学探讨事物的外表；至於真理（上帝、自由意志、永生、爱、伦理等），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。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；十九世纪的哲学，可以说是后期的现代思想，都深受康德的影响，以主观取代客观、相对取代绝对，如：浪漫主义 （Romanticism） 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；唯物主义 （materialism，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和马克思 Karl Marx） 拒绝承认灵魂与上帝的存在；历史批判与《圣经》批判；达尔文的进化论等；到存在主义（Existentialism，代表人物有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与沙特Jean Paul Sartre）和虚无主义 （nihilism）结束。唐崇荣牧师说，十九世纪所提倡的思想，二十世界成为其实验室，把这些拒绝真理付诸行动，因此二十世纪可说是「愚蠢的世纪」，真是一针见血。

　　后现代思想 （postmodern thought） 与后期的现代哲学 （late modern thought）一样，是彻底的人本主义，拒绝顺服上帝与上帝话语的权威，相信人的自主，尤其是主观的－感觉的自主。因此，拒绝正统《圣经》信仰的，笃信现代思想，例如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新正统神学（Neo-orthodoxy： 巴特Karl Barth、布伦纳Emil Brunner、托伦斯T.F. Torrance是代表思想家）的福音派人士，虽自认是「福音派」（比较准确的称谓是「新福音派」Neo-Evangelicals），却缺乏内在能力批判后现代思想。这点可以从过去二十年来香港某些华人神学家的言论和文章看出。他们致力面对当代思想，与普世神学界对话，可是不能提出从《圣经》出发的启示，只能参与世俗神学界的讨论，结果被世俗思想吞没。如新派神学的开山祖施莱马赫（Friedrich Schleiermacher）一样，他们的动机是可钦佩的，向现代知识分子作见证，试图证明基督教信仰符合当代思潮，可是放弃了《圣经》绝对的权威，视­「圣经无误」等教义为过时，因此弄巧反拙。这是教会讲坛闹饥荒的重关键性原因之一。

　　后现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纪元运动（New Age Movement, 特别是指西方的后现代），相信人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人；上帝与宇宙同一，自然界就是上帝；而人类与自然界同一，是彻底的「一元论」 （monism）和「泛神论」。这方面的分析，可参考琼斯博士（Dr. Peter Jones） 的网站：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（www.cwipp.org）。后现代的典型哲学思想是「解构主义」，其代表人物是德理达（Jacques Derrida），相信「文本死了」、「作者死了」、「读者死了」，意思是：宇宙里没有意义，文字没有意义，作者原来的意思是找不到的。福音派神学家对解构主义最中肯的介绍，是三一神学院范浩沙 （Kevin J. Vanhoozer） 的 “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?”（中译：《神学诠释学》，校园出版社，2007； 笔者认为范氏对解构主义太客气，大可作出更强烈的批判与回应，可是他对解构主义的诠释却是详细、中肯的，此书不可不读。）

　　人类的灵魂在哪里？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，教导他们「文本有意义」，我们可从研读《圣经》开始，建立文字、话语的意义，进而建立人类的思想、文明？

现在是什么时刻？

　　功利主义和世俗化的时代

　　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（1839-42）以来，中国面对列强的侵略，在国际舞台面前「站起来」，洗脱国耻，这段历史可说已经结束。目前中国和海外华人（「文化中国」）所面对的挑战，与西方世界差不多没有什么两样：家庭与道德崩溃、生态危机、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、物质至上、享乐主义、贫富悬殊、能源危机、教育界面对「自我的一代」（the “Me” generation） 的无能、资讯的泛滥，和东方宗教的复苏（中国政府鼓励拜孔子…等）。中国教会已从文化革命（1966-76）时代的农村家庭教会，在受逼迫中复兴时期转化到城市教会时期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城市教会如何，直接影响到农村教会如何。1978年开始浮现的「文化基督徒」（指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：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）已经迈向成熟，从早期的向西方寻找资料，初步翻译的尝试，到目前的经典翻译和注释，说明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制度，一个人类的宗教，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「主流的边缘」（margin of the mainstream）。

　　在目前的中国，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又如何？因为多年来福音派著重个人的宗教经历、传福音、教会增长，而忽略神学思想的发展，护教与对文化的批判与重建，因此目前最新的趋势，乃是「新福音派神学」（neo-evangelicalism）在国内日趋重要，吸引城市里的牧师与专业人士基督徒；强调活动、联系、人际关系，试图脱离过去基要信仰的狭隘、关闭。过去三十年，中国教会受到普世教会的关怀和支持，已经从上一代的单纯进入到功利主义和其他世俗的现象，和海外福音派没有太大的分别。

　　中国的灵魂在哪里？中国教会的灵魂又在哪里？谁来为中国的灵魂哭泣？谁愿意一个一个生命地，以上帝的话语建立中国人的灵魂，一个一个小组地建立中国教会的灵魂？没有捷径，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战。

现在是什么时刻？

　　失去正统信仰的时刻

　　从福音派教会与神学的趋势来看，目前正是福音派教会逐渐（或快速）失去正统信仰的时刻。福音派的教会从宗教改革（Reformation） 继承了扎实、丰富的传统，强调惟独《圣经》（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，教会不是），惟独基督（神人之间唯一中保，圣人不是），惟独恩典（人不可靠自己行为得救），惟独信心（人不可藉圣礼或好行为得救），和惟独为了上帝的荣耀（救恩，人生与整个宇宙的目标）。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国清教徒运动（Puritanism, 1555-1710）将宗教改革所重新发现的纯正福音（十字架，悔改的信息），向英国大小城乡宣讲，带来整个社会的基督化，福音化。18世纪初有德国的敬虔运动（German Pietism,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后裔），1730-40年代由卫斯理 （John Wesley） 和爱德华滋（Jonathan Edwards）代表的「大觉醒」复兴（The Great Awakening，清教徒的第四代后裔），使英语、德语世界的教会得从《圣经》和与神直接的亲密关系经历了更新，进而推动社会改革、海外宣教、普及教育、儿童主日学、废除奴隶制度、慈善事业等运动。这是我们的属灵遗产，福音派目前却忽视它，因此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灵魂。

　　「福音派」一词，原指离开天主教的基督新教（Protestantism），特别是德语与西班牙语世界。18世纪大觉醒运动之后，凡受到大觉醒运动影响的第二、三、四代英国基督徒，都被称为「福音派」（the Evangelical Party），如校园团契运动（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）的先祖西面（Charles Simeon，多年在剑桥市圣三一堂牧会，训练学生，后来这些学生创办了圣经公会，宣教差会等），终生致力废除黑奴制度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（William Wilberforce）等。在美国，南北战争（1861-65）之前，多数牧师都关注社会改革与传福音并不对立，如Henry Ward Beecher（纽约市公理宗牧师，最著名讲道家之一）与Jonathan Blanchard（惠敦大学 Wheaton College创办人）等。内战时期，改革宗长老会（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）领先经营「地下铁路」（the underground railroad），收藏、运送逃离主人的黑奴。

　　从上述的简介可看出，「福音派」绝不仅是著重读经、祷告、传福音、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，更不能被社会学家约化为「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」 （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）。福音派有《圣经》、神学、敬虔、复兴、宣教、护教、社会服务与改革等的丰富传统。可是1870年代起，自由派神学从欧洲打进美国的神学院，美国教会受到严峻的挑战。回应自由主义，从《圣经》信仰从事护教的，首先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治 （Charles Hodge）与华尔非德 （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, or B.B. Warfield），直到1920年代该神学院（与长老会总会）被自由派人士垄断。1898年，荷兰首相（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长，系统神学家）亚伯拉罕□凯波尔（Abraham Kuyper）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讲，向美国教会呼吁，不要步欧洲教会的后尘；他大声疾呼，说人类文明永远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间的斗争。1900年代，不同宗派、学派的福音派领袖在《基要》 （The Fundamentals） 的一系列书籍里都发表了正统信仰的讲述，是一个值得回顾、效法的跨宗派护教运动，建立一个宗派、学派之间的见证，重申纯正信仰，联合众宗派的信徒。

　　福音派教会有否把凯波尔的信息放在心上？回顾历史，我们不难看见1890年代是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 （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, 简称SVM） 的黄金时期，慕迪（Dwight L. Moody）所宣讲的简单的福音（用独立机构的形式，大型布道的方法，避免教义上的护教，见George Marsden,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一书）对英美大学生的影响到了高峰。该运动的灵魂慕特先生（John R. Mott） 的口号是：「在这一个，我们的世代，把福音传到全世界」（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）。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社会上富裕和贫富悬殊；英国的「维多利亚时期」是大英帝国的颠峰期 （ “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” ），宣教运动在这时刻把福音传到中国、印度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。圣经学校（Bible Institutes），如宣道会的宣教士训练学校（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，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与 Nyack College），慕迪圣经学院（今Moody Bible Institute）得等纷纷在各城市成立。

　　可是，教会和宣教士的人数虽然日增，圣经学院在成长；教会的内部，特别在真理、教义上，却日趋腐烂。自由派神学首先进攻神学院（1870-1880年代），到了二十世纪初，已经在讲台上看得出；1920年代是美国主流宗派与附属的神学院被自由派神学垄断的时期，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保守派被逼离开，1929年创立威敏斯特神学院（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。1930 、1940 年代，不仅长老会，浸信会也有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，1940年代末，保守浸信会（今「浸宣会」）离开美北浸信会而成立。

　　面对自由派神学，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离开主流宗派另起炉灶以外，还有一些愿意在主流宗派里进行该革，或与主流宗派对话。富勒神学院 （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是此「新福音派神学」的代表。他们在1940年代末的目标是令人敬佩的：西方社会正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（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）；教会应成立一所「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学」，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，发表一些被学术界尊重的著作。可是，进入1960年代，富勒神学院放弃「圣经无误」的教义，在David Hubbard领导下，成为一个超宗派，对自由派神学友善的高等学府。（关於该富勒神学院的蜕变，见该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：Reforming Fundamentalism。）

　　1980年代起，其他福音派的神学院与神学家也效法富乐，努力在《圣经》研究和神学思想界上争取发言权。结果，传统的纯正教义日益被忽略，连史托德牧师 （John Stott）也提出论据来反对「圣经无误」这教义 （参：Evangelical Truth一书）。巴刻博士 （J.I. Packer） 说得对：目前全球神学家的共识是：《圣经》是一本人写的书（见其对《圣经》无误运动的著述：Truth and Power）。〈洛桑信约〉（The Lausanne Covenant, 1974）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，宣告「圣经无误」是我们信仰的基石。1980年，福音派神学家兰姆（Bernard Ramm，著有《基督教释经学》〔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, 1983〕）发表他的新正统神学宣言（见他Beyond Fundamentalism，1980年出版），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，可以说是「新福音派」正面接纳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作。1980-81年《今日华人教会》也有类似的文字，正面介绍现代（即：自由派）神学，却没有提出批判。上述的也正是今天华人神学界的现象。

　　兰姆的新正统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。过去二十多年，教会被各式各样的世俗思想侵蚀，兹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张：市场学与广告学（教会增长学）、世俗心理学（教牧辅导，以心理学左右辅导中《圣经》的使用）、新纪元的冥想（所谓「内在医治」等）、对人类的乐观（从「积极思想」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，到今天的「成功神学」，如Joel Osteen等）、不承认上帝全知的「神的敞开性」神学（The Openness of God，此书由IVP在1994年出版，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与Roger Boyd，分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浸信会神学家），和对罪的重新解释（一位Biola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竟然说，「罪」就是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！）。而面对教会的极度世俗化，福音派人士作出了什么回应？

　　福音派的灵魂在哪里？谁来建立护教的阵营，团结不同宗派与学派（包括浸信会，时代论，卫斯理宗，改革宗，宣道会，播道会，各种华人自立教会、宗派与差会等），联系所有相信《圣经》的默示与无误的人士，向教会世俗化提出另类的声音（其实是历史上的正统、福音派信仰》，重建福音派教会的讲台与教育事工？

　　现在是什么时刻？是否我们醒过来的时刻？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与黎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