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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/認識時代:現在是什麼時刻? 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機與挑戰     編號/11     公布時間/Mon Jul 30 12:55:06 2012
發佈人林慈信     相關網址http://

認識時代:現在是什麼時刻?
  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機與挑戰

  現在是什麼時刻?人類的歷史已進入什麼時代?教會應如何回應?

  對我們福音派信徒而言,分析研究歷史的進展,分辨目前的歷史時刻,素來不是我們屬靈傳統的一部分。除了認清主必快來,我們必須脫離世界,努力傳福音,分別為聖,追求聖潔,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:屬靈的管屬靈,屬世的管屬世,兩者毫無相關。近年來有了轉變。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:天災人禍,回教的復甦,家庭與道德的崩潰,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,新紀元運動與異教的興旺,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,上帝的話在教會與講壇鬧饑荒,教會裡市場學大行其道,世俗心理學取代《聖經》輔導,上帝的兒女們饑餓,令人擔憂,我們不得不問: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時刻?而我們自己的生活,和教會的事工模式,也不知不覺的越來越屬世。教會在世界裡,可是世界不可侵入教會裡。事實如何?

  我們拒絕世俗文化,事實上卻被世俗文化侵蝕。我們像在鍋子裡的青蛙,水燒的越來越熱,卻不知自己將快被燒死。

現在是什麼時刻?
  後現代時期

  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,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 (postmodernity)。「後現代」有別與「現代」,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,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。「現代性」(modernity) 是什麼?現代文化自十六世紀文藝復興 (the Renaissance)開始,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,拒絕服從權威(特別是宗教的權威),相信科學(嚴格說是迷信科學),相信理性。十七、十八世紀理性主義 (rationalism) 和經驗主義(empiricism),是啟蒙運動 (Enlightenment) 的代表,是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,代表人物是笛卡兒 (Descartes)、史賓諾沙 (Spinoza)、洛克 (Locke)、休謨 (Hume) 等。到1790年代,康德 (Immanuel Kant) 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,徹底拒絕權威,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「真理界」,卻限制理性與科學探討事物的外表;至於真理(上帝、自由意志、永生、愛、倫理等),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。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;十九世紀的哲學,可以說是後期的現代思想,都深受康德的影響,以主觀取代客觀、相對取代絕對,如:浪漫主義 (Romanticism) 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;唯物主義 (materialism,代表人物是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和馬克思 Karl Marx) 拒絕承認靈魂與上帝的存在;歷史批判與《聖經》批判;達爾文的進化論等;到存在主義(Existentialism,代表人物有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與沙特Jean Paul Sartre)和虛無主義 (nihilism)結束。唐崇榮牧師說,十九世紀所提倡的思想,二十世界成為其實驗室,把這些拒絕真理付諸行動,因此二十世紀可說是「愚蠢的世紀」,真是一針見血。

  後現代思想 (postmodern thought) 與後期的現代哲學 (late modern thought)一樣,是徹底的人本主義,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,相信人的自主,尤其是主觀的-感覺的自主。因此,拒絕正統《聖經》信仰的,篤信現代思想,例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(Neo-orthodoxy: 巴特Karl Barth、布倫納Emil Brunner、托倫斯T.F. Torrance是代表思想家)的福音派人士,雖自認是「福音派」(比較準確的稱謂是「新福音派」Neo-Evangelicals),卻缺乏內在能力批判後現代思想。這點可以從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和文章看出。他們致力面對當代思想,與普世神學界對話,可是不能提出從《聖經》出發的啟示,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,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。如新派神學的開山祖施萊馬赫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)一樣,他們的動機是可欽佩的,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,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,可是放棄了《聖經》絕對的權威,視­「聖經無誤」等教義為過時,因此弄巧反拙。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的重關鍵性原因之一。

  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是新紀元運動(New Age Movement, 特別是指西方的後現代),相信人就是上帝,上帝就是人;上帝與宇宙同一,自然界就是上帝;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,是徹底的「一元論」 (monism)和「泛神論」。這方面的分析,可參考瓊斯博士(Dr. Peter Jones) 的網站: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(www.cwipp.org)。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「解構主義」,其代表人物是德理達(Jacques Derrida),相信「文本死了」、「作者死了」、「讀者死了」,意思是:宇宙裡沒有意義,文字沒有意義,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。福音派神學家對解構主義最中肯的介紹,是三一神學院范浩沙 (Kevin J. Vanhoozer) 的 “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?”(中譯:《神學詮釋學》,校園出版社,2007; 筆者認為范氏對解構主義太客氣,大可作出更強烈的批判與回應,可是他對解構主義的詮釋卻是詳細、中肯的,此書不可不讀。)

  人類的靈魂在哪裡?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,教導他們「文本有意義」,我們可從研讀《聖經》開始,建立文字、話語的意義,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、文明?

現在是什麼時刻?
  功利主義和世俗化的時代

  從中國歷史的進程來看,十九世紀鴉片戰爭(1839-42)以來,中國面對列強的侵略,在國際舞台面前「站起來」,洗脫國恥,這段歷史可說已經結束。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(「文化中國」)所面對的挑戰,與西方世界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:家庭與道德崩潰、生態危機、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、物質至上、享樂主義、貧富懸殊、能源危機、教育界面對「自我的一代」(the “Me” generation) 的無能、資訊的泛濫,和東方宗教的復甦(中國政府鼓勵拜孔子…等)。中國教會已從文化革命(1966-76)時代的農村家庭教會,在受逼迫中復興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。在今天的中國,城市教會如何,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如何。1978年開始浮現的「文化基督徒」(指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: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)已經邁向成熟,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,初步翻譯的嘗試,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,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,一個人類的宗教,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「主流的邊緣」(margin of the mainstream)。

  在目前的中國,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?因為多年來福音派著重個人的宗教經歷、傳福音、教會增長,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,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,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,乃是「新福音派神學」(neo-evangelicalism)在國內日趨重要,吸引城市裡的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;強調活動、聯繫、人際關係,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、關閉。過去三十年,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和支持,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到功利主義和其他世俗的現象,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。

  中國的靈魂在哪裡?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裡?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?誰願意一個一個生命地,以上帝的話語建立中國人的靈魂,一個一個小組地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?沒有捷徑,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。

現在是什麼時刻?
  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

  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,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(或快速)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。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(Reformation) 繼承了扎實、豐富的傳統,強調惟獨《聖經》(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,教會不是),惟獨基督(神人之間唯一中保,聖人不是),惟獨恩典(人不可靠自己行為得救),惟獨信心(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),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(救恩,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)。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(Puritanism, 1555-1710)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(十字架,悔改的信息),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,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,福音化。18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(German Pietism, 是清教徒第三代的後裔),1730-40年代由衛斯理 (John Wesley) 和愛德華滋(Jonathan Edwards)代表的「大覺醒」復興(The Great Awakening,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),使英語、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《聖經》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經歷了更新,進而推動社會改革、海外宣教、普及教育、兒童主日學、廢除奴隸制度、慈善事業等運動。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,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,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。

  「福音派」一詞,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(Protestantism),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。18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,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、三、四代英國基督徒,都被稱為「福音派」(the Evangelical Party),如校園團契運動(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)的先祖西面(Charles Simeon,多年在劍橋市聖三一堂牧會,訓練學生,後來這些學生創辦了聖經公會,宣教差會等),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威伯福斯(William Wilberforce)等。在美國,南北戰爭(1861-65)之前,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與傳福音並不對立,如Henry Ward Beecher(紐約市公理宗牧師,最著名講道家之一)與Jonathan Blanchard(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創辦人)等。內戰時期,改革宗長老會(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)領先經營「地下鐵路」(the underground railroad),收藏、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。

  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,「福音派」絕不僅是著重讀經、禱告、傳福音、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,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「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」 (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)。福音派有《聖經》、神學、敬虔、復興、宣教、護教、社會服務與改革等的豐富傳統。可是1870年代起,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的神學院,美國教會受到嚴峻的挑戰。回應自由主義,從《聖經》信仰從事護教的,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 (Charles Hodge)與華爾非德 (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, or B.B. Warfield),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(與長老會總會)被自由派人士壟斷。1898年,荷蘭首相(也是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院長,系統神學家)亞伯拉罕˙凱波爾(Abraham Kuyper)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演講,向美國教會呼籲,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;他大聲疾呼,說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。1900年代,不同宗派、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《基要》 (The Fundamentals) 的一系列書籍裡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,是一個值得回顧、效法的跨宗派護教運動,建立一個宗派、學派之間的見證,重申純正信仰,聯合眾宗派的信徒。

  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波爾的信息放在心上?回顧歷史,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 (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, 簡稱SVM) 的黃金時期,慕迪(Dwight L. Moody)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(用獨立機構的形式,大型佈道的方法,避免教義上的護教,見George Marsden,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一書)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。該運動的靈魂慕特先生(John R. Mott) 的口號是:「在這一個,我們的世代,把福音傳到全世界」(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)。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社會上富裕和貧富懸殊;英國的「維多利亞時期」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 ( “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” ),宣教運動在這時刻把福音傳到中國、印度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。聖經學校(Bible Institutes),如宣道會的宣教士訓練學校(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,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 Nyack College),慕迪聖經學院(今Moody Bible Institute)得等紛紛在各城市成立。

  可是,教會和宣教士的人數雖然日增,聖經學院在成長;教會的內部,特別在真理、教義上,卻日趨腐爛。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(1870-1880年代),到了二十世紀初,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;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,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,1929年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(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)。1930 、1940 年代,不僅長老會,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,1940年代末,保守浸信會(今「浸宣會」)離開美北浸信會而成立。

  面對自由派神學,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,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裡進行該革,或與主流宗派對話。富勒神學院 (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)是此「新福音派神學」的代表。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: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(world civilization in crisis);教會應成立一所「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」,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,發表一些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。可是,進入1960年代,富勒神學院放棄「聖經無誤」的教義,在David Hubbard領導下,成為一個超宗派,對自由派神學友善的高等學府。(關於該富勒神學院的蛻變,見該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:Reforming Fundamentalism。)

  1980年代起,其他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樂,努力在《聖經》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發言權。結果,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,連史托德牧師 (John Stott)也提出論據來反對「聖經無誤」這教義 (參:Evangelical Truth一書)。巴刻博士 (J.I. Packer) 說得對: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:《聖經》是一本人寫的書(見其對《聖經》無誤運動的著述:Truth and Power)。〈洛桑信約〉(The Lausanne Covenant, 1974)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,宣告「聖經無誤」是我們信仰的基石。1980年,福音派神學家蘭姆(Bernard Ramm,著有《基督教釋經學》〔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, 1983〕)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(見他Beyond Fundamentalism,1980年出版),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,可以說是「新福音派」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。1980-81年《今日華人教會》也有類似的文字,正面介紹現代(即:自由派)神學,卻沒有提出批判。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。

  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。過去二十多年,教會被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,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:市場學與廣告學(教會增長學)、世俗心理學(教牧輔導,以心理學左右輔導中《聖經》的使用)、新紀元的冥想(所謂「內在醫治」等)、對人類的樂觀(從「積極思想」的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,到今天的「成功神學」,如Joel Osteen等)、不承認上帝全知的「神的敞開性」神學(The Openness of God,此書由IVP在1994年出版,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與Roger Boyd,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浸信會神學家),和對罪的重新解釋(一位Biola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竟然說,「罪」就是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!)。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,福音派人士作出了什麼回應?

  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裡?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,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(包括浸信會,時代論,衛斯理宗,改革宗,宣道會,播道會,各種華人自立教會、宗派與差會等),聯繫所有相信《聖經》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,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(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、福音派信仰》,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?

  現在是什麼時刻?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?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?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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